首先，網絡政治參與受經濟發展狀況的制約。經濟發展狀況對主體政治參與的制約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決定了許多公民在選擇是否參與以及如何參與政治活動時，往往以這種參與能否給自己帶來經濟上的直接利益作判斷。這種政治參與的功利性和被動性，往往導致政治冷漠或政治不參與，共至一些人狹隘地認為政治參與“不能帶來吃不能帶來穿”，因而遠離政治，或者產生冷漠、麻木的心理。二是因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而造成的支撐政治參與物質條件的欠缺，如信息通訊基礎設施的不健全、支撐教育的財富力星薄弱等，直接或間接地形成了對主體參與政治活動的客觀制約。網絡政治參與需要強大的物質基礎作保證，需要有覆蓋面廣、安全可靠的網絡系統作支撐，需要以公民良好的政治社會化水平為依托，所有這些都必須以良好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基礎。三是經濟發展運行機制的市場化尚欠成熟造成了政治參與的灰色化、畸形化。人們更加看重“關系”、“人情”等非制度化的方式，而忽視對市場化機制的重運用，參與的動機僅為經濟利益所驅使，參與的目的僅限于經濟利益的實現，這在客觀上制約了網絡政治參與的發展。
其次，社會政治制度制約網絡政治參與。社會政治制度對主體政治參與的現實影響有三：一是制度本身的設計缺陷限制著主體的政治參與；二是制度運作的違愿結果制約著主體的參與欲望；三是制度體系的不良“行為”抑制著主體的參與意識。制度設計存在的不足制約粉網絡政治參與的實踐。這也是我們始終呼吁和強調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健全”、“完善’的原因。當制度設計與網絡政治參與需求之間存在差異時，主體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可能流于形式，因而會影響政治主體的政治參與效能感，最終導致政治參與主體的冷漠感。而整個政治制度體系及其運作的不良形象。如政治信息的諱莫如深、政治權力的無所不能、政治機構的戒備森嚴、政治建筑的宏大威猛、政治人物的神圣神化、政治行為的詭秘高深、政治決策的獨斷專行等，都可能使政治主體恐懼政治、躲避政治。
再次，網絡政治參與和參與主體自身素質的矛盾。網絡政治參與是一種新型的政治參與形式，具有自身的特點，對政治主體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任何一項客觀上存有既定要求的活動來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主體都能輕易勝任的。特別是對于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管理國家公共事務的政治性活動而言，政治參與目標的指向性和政治參與內容的嚴肅性，對政治參與主體提出了更高的素質要求。這些素質包括政治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愈識和政治參與技能等方面。換言之，有鞍于政治參與主體政治社會化的水平。應當說，相對于中國社會轉型期政治參與的實際需要，公民的政治社會化水平有待提高。
最后，網絡政治參與和傳統政治文化的矛盾。研究表明，政治參與主體的政治參與行為總是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制約。網絡政治參與作為主體的一種行為，也是直接受主體的心理動機支配的。有什么樣的參與心理，就有什么樣的參與行為。而政治主體參與心理的形成，又與其所置身的社會政治文化氛圍密不可分。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文化。這種文化借助社會的、歷史的、政治的、教育的等各種社會化機制和途徑被內化為社會成員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并最終積淀為個人的政治性格，從而直接支配著社會成員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所作所為。而彌散并滲透在中國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道德中心主義、專制主義、民本主義、官僚主義等社會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在這些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灌輸和熏陶下所產生的普遍的崇拜心理、草民心理、國家崇拜心理、權力祟拜與懼怕的二元矛盾心理、狹隘順從心理等，既是傳統政治文化的表現，也是傳統政治文化被普遍內化為社會成員政治心理的結果。由這種文化長期熏陶、灌翰而形成的傳統政治心理定式，會成為侄桔社會成員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枷鎖，制約著網絡政治參與的健康發展。
毫無疑問，在社會轉型期，網絡政治參與的困境直接制約了政治參與的發展，也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政治參與發展水平的相對滯后，而且客觀上又成為政治發展現代化乃至政治民主化的直接障礙。因此，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完善社會政治制度，提高政治主體的政治社會化水平，構建新型的政治文化，就成為擺脫網絡政治參與困境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政治參與現代化、政治發展民主化所必須解決的重要任務。